# 成功案例:程序员涉虚拟货币结算赌博案获缓刑数月前,我接手了一起开设赌场案。当事人是一位程序员,被指控为多个境外赌博网站提供虚拟货币支付结算服务,涉嫌构成开设赌场罪。根据指控,该程序员在过去两年间,帮助多个赌博平台完成了总计超过4亿个USDT的赌资结算,折合人民币约27亿元;其个人非法获利90余万个USDT,约600余万元人民币。依据相关法律规定,赌资数额累计达30万元,或违法所得额超过3万元,即属于"情节严重",通常应处以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面对这样一个定性明确、数据清晰、金额巨大的案件,律师还能做什么?辩护的空间到底在哪里?经过与家属的初步沟通,我了解到,本案中当事人还有另外2个合伙人,他们三人是以工作室的形式对外联系赌博平台,独立承接业务。但是一个合伙人已经去世,另一个合伙人在案发后就人间蒸发了。而当事人是在回国的机场被蹲守多时的民警第一时间当场抓捕。从律师辩护的视角来看,三人的分工以及利润分配情况至关重要。原因在于,当事人是在机场在毫无征兆的前提下被当场抓获的,所以也无法构成自首情节,除了赌资及获利数额等常规辩护要点之外,只有争取到从犯身份的认定,才有可能将其刑期拉到5年以下。但这又是一个"死无对证"的案件,引用本案承办人曾在讯问当事人时对他说的原话,"谁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,我们只知道,合约逻辑是你搭的,TG群跟赌博平台沟通的也是你。你说的你有两个合伙人,A一个影子都没看到,B早就死了,那你说是不是你自己干的?怎么查都只有你!"我对该地区近年来的"开设赌场罪"+"虚拟币结算"类案件进行了深入检索,但结果并不乐观。开设赌场案件基本"难逃实刑"。更不乐观的是,在现有证据下,本案也无法以"帮信罪"角度进行辩护。近千页的卷宗和几十个G的电子数据,让我花了整整5天的时间进行了初步梳理。本案的棘手之处有两个:一是涉案同案人员已"死无对证",如何确定当事人在其团伙中的地位作用;二是链上的交易数据天然具有公开性与客观性,27亿的赌资总额、600多万元的获利金额,又能扣减多少?某天一早,我和承办检察官约好了沟通。他整个人看起来异常忙碌,桌上的座机一通接一通。他抬起头,看了我一眼,语气干脆:"这个案件也没什么争议,尽早做认罪认罚吧,时间也差不多了。我们案子多,院里也想快点起诉出去。"我顺势提出第一个问题:"那量刑这块,您目前有什么考虑?"他翻了翻卷宗,有些不耐烦地说:"他说代码是两个合伙人写的?B都死了多少年了,还B写的?卷宗你也看了,A在这个案子当中一点痕迹都没有的,连有没有这个人都不知道,估计是他编的吧!这么大金额,参考我们办的其他案子至少也得判7~8年吧"。接着,我开始提问对案子的看法。检察官一开始对我的意见并没有很在意,毕竟,这样"认罪认罚+数据清晰"的案件,办案人员通常会下意识直接走流程。但紧接着,我说,"如果检察院不退侦,就这样把案子诉出去了,您觉得法官会不会要求检察院继续补充证据?"就是这么一句话,让他明显一愣,紧接着,放下手头的活儿,拿出笔记本开始记录。其实,看似本案的定性没有争议,但无论是实体还是程序上的问题并不少,例如,虚拟货币司法处置变现流程、涉案金额的计算方法、认定方式等,此外,如果轻易的把当事人定主犯,会存在一些"后遗症"。最终,本案的量刑建议从最初检察官口中的"至少七八年",一步步往下调。先是被我们说服将量刑建议降至五年以下,再进一步谈到三年实刑,然后是"判三缓五",最后,落在了一个真正让我满意也让当事人满意的结果上:判处有期徒刑二年,缓刑三年。当最终在电话里和检察官敲定这个结果的时候,检察官说:"这个案子院里领导最终能同意这个结果,确实是你们律师的功劳,辩护人的工作做的确实很到位,我们也承认,你们的观点确实很有道理"。案子进法院没多久,我的搭档就接到法官电话:"这个量刑建议检察院是怎么做的出来的?最多也是五年以下,怎么可能适用缓刑?"听到这话,我们心头一紧,毕竟检察院的量刑建议也只是建议,最终的拍板权还是在法官手中。这中间的曲折就不再细说了,总之,有惊无险,最终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量刑建议,判决结果正式落地:判处有期徒刑二年,缓刑三年。案件取得理想结果的背后,其实是建立在律师诉讼策略的周密分析,每一步和承办人的良好沟通基础上的,每一步的工作,都需要踩准节奏、把控好分寸。本案的突破点,不是去质疑定性明确的案件基础事实,而是要精准识别办案人可能的顾虑,找到他们"最不能接受的风险",再从这些风险出发,推动案件处理方式的调整。整个辩护过程,我们没有回避案件的严重程度,也没有盲目挑战定性,而是站在一个"让案件顺利走完程序、又能把惩罚拉到合理区间"的角度,做策略设计。总之,站在办案人员的立场,做到充分的换位思考后提出相应的辩护观点,进而为当事人争取到有利结果,是本案取得良好结果的关键因素。像这起案件,当事人为谋生计,多年来一直在国外打工,因为本身就有炒币经历,且又是程序员,擅长写代码,经人介绍开始做这个"帮平台处理资金结算"的工作。这个决定当然是错误的,但他的初心,是想多赚点钱,给家里人更好的生活。虽然这两年因为这个业务确实赚了不少钱,但他的生活一直都很节俭,这也是为什么他在交易所账户中的钱基本没动过的原因,除了在需要时少量变现、寄给国内家人生活费之外,剩下的钱,他都攒着,准备给孩子将来读书和生活用。因为他知道,自己的病,可能等不到孩子上大学的那一天了,所以才拼命赚钱,想趁还活着的时候多给孩子留一点。是的,他确实违法了,但也已经承担了相应后果:被羁押了大半年,也缴纳了违法所得和罚金。但如果将来他还要继续被长期羁押,他这一家老小,会陷入更深的困境。我们从不否认犯罪的危害性。但很多时候,律师不仅仅是在为一个被指控的人辩护,也是在挽救一个已经濒临崩溃的家庭。这,或许正是刑辩存在的意义之一吧。
虚拟货币结算案辩护策略获缓刑 律师巧用沟通扭转局面
成功案例:程序员涉虚拟货币结算赌博案获缓刑
数月前,我接手了一起开设赌场案。当事人是一位程序员,被指控为多个境外赌博网站提供虚拟货币支付结算服务,涉嫌构成开设赌场罪。
根据指控,该程序员在过去两年间,帮助多个赌博平台完成了总计超过4亿个USDT的赌资结算,折合人民币约27亿元;其个人非法获利90余万个USDT,约600余万元人民币。
依据相关法律规定,赌资数额累计达30万元,或违法所得额超过3万元,即属于"情节严重",通常应处以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面对这样一个定性明确、数据清晰、金额巨大的案件,律师还能做什么?辩护的空间到底在哪里?
经过与家属的初步沟通,我了解到,本案中当事人还有另外2个合伙人,他们三人是以工作室的形式对外联系赌博平台,独立承接业务。但是一个合伙人已经去世,另一个合伙人在案发后就人间蒸发了。而当事人是在回国的机场被蹲守多时的民警第一时间当场抓捕。
从律师辩护的视角来看,三人的分工以及利润分配情况至关重要。原因在于,当事人是在机场在毫无征兆的前提下被当场抓获的,所以也无法构成自首情节,除了赌资及获利数额等常规辩护要点之外,只有争取到从犯身份的认定,才有可能将其刑期拉到5年以下。
但这又是一个"死无对证"的案件,引用本案承办人曾在讯问当事人时对他说的原话,"谁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,我们只知道,合约逻辑是你搭的,TG群跟赌博平台沟通的也是你。你说的你有两个合伙人,A一个影子都没看到,B早就死了,那你说是不是你自己干的?怎么查都只有你!"
我对该地区近年来的"开设赌场罪"+"虚拟币结算"类案件进行了深入检索,但结果并不乐观。开设赌场案件基本"难逃实刑"。更不乐观的是,在现有证据下,本案也无法以"帮信罪"角度进行辩护。
近千页的卷宗和几十个G的电子数据,让我花了整整5天的时间进行了初步梳理。
本案的棘手之处有两个:一是涉案同案人员已"死无对证",如何确定当事人在其团伙中的地位作用;二是链上的交易数据天然具有公开性与客观性,27亿的赌资总额、600多万元的获利金额,又能扣减多少?
某天一早,我和承办检察官约好了沟通。他整个人看起来异常忙碌,桌上的座机一通接一通。他抬起头,看了我一眼,语气干脆:"这个案件也没什么争议,尽早做认罪认罚吧,时间也差不多了。我们案子多,院里也想快点起诉出去。"
我顺势提出第一个问题:"那量刑这块,您目前有什么考虑?"
他翻了翻卷宗,有些不耐烦地说:"他说代码是两个合伙人写的?B都死了多少年了,还B写的?卷宗你也看了,A在这个案子当中一点痕迹都没有的,连有没有这个人都不知道,估计是他编的吧!这么大金额,参考我们办的其他案子至少也得判7~8年吧"。
接着,我开始提问对案子的看法。检察官一开始对我的意见并没有很在意,毕竟,这样"认罪认罚+数据清晰"的案件,办案人员通常会下意识直接走流程。
但紧接着,我说,"如果检察院不退侦,就这样把案子诉出去了,您觉得法官会不会要求检察院继续补充证据?"就是这么一句话,让他明显一愣,紧接着,放下手头的活儿,拿出笔记本开始记录。
其实,看似本案的定性没有争议,但无论是实体还是程序上的问题并不少,例如,虚拟货币司法处置变现流程、涉案金额的计算方法、认定方式等,此外,如果轻易的把当事人定主犯,会存在一些"后遗症"。
最终,本案的量刑建议从最初检察官口中的"至少七八年",一步步往下调。先是被我们说服将量刑建议降至五年以下,再进一步谈到三年实刑,然后是"判三缓五",最后,落在了一个真正让我满意也让当事人满意的结果上:判处有期徒刑二年,缓刑三年。
当最终在电话里和检察官敲定这个结果的时候,检察官说:"这个案子院里领导最终能同意这个结果,确实是你们律师的功劳,辩护人的工作做的确实很到位,我们也承认,你们的观点确实很有道理"。
案子进法院没多久,我的搭档就接到法官电话:"这个量刑建议检察院是怎么做的出来的?最多也是五年以下,怎么可能适用缓刑?"
听到这话,我们心头一紧,毕竟检察院的量刑建议也只是建议,最终的拍板权还是在法官手中。
这中间的曲折就不再细说了,总之,有惊无险,最终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量刑建议,判决结果正式落地:判处有期徒刑二年,缓刑三年。
案件取得理想结果的背后,其实是建立在律师诉讼策略的周密分析,每一步和承办人的良好沟通基础上的,每一步的工作,都需要踩准节奏、把控好分寸。
本案的突破点,不是去质疑定性明确的案件基础事实,而是要精准识别办案人可能的顾虑,找到他们"最不能接受的风险",再从这些风险出发,推动案件处理方式的调整。
整个辩护过程,我们没有回避案件的严重程度,也没有盲目挑战定性,而是站在一个"让案件顺利走完程序、又能把惩罚拉到合理区间"的角度,做策略设计。总之,站在办案人员的立场,做到充分的换位思考后提出相应的辩护观点,进而为当事人争取到有利结果,是本案取得良好结果的关键因素。
像这起案件,当事人为谋生计,多年来一直在国外打工,因为本身就有炒币经历,且又是程序员,擅长写代码,经人介绍开始做这个"帮平台处理资金结算"的工作。这个决定当然是错误的,但他的初心,是想多赚点钱,给家里人更好的生活。
虽然这两年因为这个业务确实赚了不少钱,但他的生活一直都很节俭,这也是为什么他在交易所账户中的钱基本没动过的原因,除了在需要时少量变现、寄给国内家人生活费之外,剩下的钱,他都攒着,准备给孩子将来读书和生活用。因为他知道,自己的病,可能等不到孩子上大学的那一天了,所以才拼命赚钱,想趁还活着的时候多给孩子留一点。
是的,他确实违法了,但也已经承担了相应后果:被羁押了大半年,也缴纳了违法所得和罚金。但如果将来他还要继续被长期羁押,他这一家老小,会陷入更深的困境。
我们从不否认犯罪的危害性。但很多时候,律师不仅仅是在为一个被指控的人辩护,也是在挽救一个已经濒临崩溃的家庭。这,或许正是刑辩存在的意义之一吧。